第一百四十九章 公平机会委员会
华灯初上,皇后酒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,衣冠楚楚的高官和珠光宝气的夫人们,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,或听着轻音乐品尝美食。
总统一走,陈丽春就拉着新娘去认识她的“妇女兵团”成员。
新郎同样是今晚主角,柯林斯大使、MSU的费舍教授、日本驻越南大使、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……纷纷上去祝贺。
一个军官迟疑了好一会儿,一直等到杨文明等同僚挨个打完招呼,才端着酒杯上前道:“民先生,恭喜。”
杜高智,二十七岁,空降旅旅长,真正的少壮派军官。
李为民印象深刻,放下杯子打趣道:“智中校能来参加婚礼,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,谢谢,非常感谢。”
去年阮文馨嚷嚷着要政变时,三个总参谋部军官冲进总理府撒野,国防部长黎玉振忍无可忍,命令总理卫队把三个军官扣押了。杜高智知道这个消息后给总理府打电话,给吴廷琰下最后通牒,要求立即放人,否则亲自率部攻打诺罗敦宫。
电话是李为民接的,一想到这件事杜高智就很尴尬:“民先生,对不起,我……我……”
相逢一笑泯恩仇,何况只是一点小误会,根本没什么深仇大恨。
李为民回头看了看妻子,若无其事地笑道: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你当时在执行命令,没必要说对不起。连总统先生都没放在心上,我能放在心上?并且我和你一样是馨将军的朋友。只是当时立场不同。”
杜高智脾气直。讲义气。在国军中人缘不错,见李为民如此通情达理,禁不住笑问道:“民先生现在跟馨将军有没有联系?”
“既然是朋友,哪能没联系。”
李为民带着他一起走到窗户边,看着卡蒂纳街的夜景,意味深长地说: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他不能回西贡参加我和莉君的婚礼,于是发来一封贺电。并托人捎了一份礼物。这让我很内疚,毕竟作为朋友,当时我应该支持他,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。”
“其实馨将军是非常好相处的一个人。”
“这一点我深有同感。”
国军里能打仗的军官不多,他无疑是其中之一,有阮文馨这个共同话题,正聊得火热,刚上任的总参谋长陈善谦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。
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,不应该谈工作,更不应该谈那些让人家不高兴的事。陈善谦打心眼里不愿意把身边这位介绍给李为民。
吴廷琰和“皇帝”一样轻易不会见人,他跟吴廷琰恰恰相反。一有时间要么去各工业村见承包商、投资建厂的老板甚至普通工人,要么率团出国招商、考察或推销工业村内产品,要么去难民营或贫困乡村慰问穷人。
可以说想见他一面,比见吴廷琰总统还难。
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。
陈善谦实在没办法,一脸不好意思地说:“民先生,这位是西贡建设公司总经理阮贵先生,一直想拜访您,一直没机会。”
安保措施如此严密,宾客名单上没他,能找到这儿堪称神通广大。李为民装出副热情无比地样子招呼道:“原来是贵先生,幸会幸会。”
阮贵矮矮胖胖,一身西服穿在他身上,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礼盒,一脸谄笑着说:“民先生新婚大喜,一点小意思,不成敬意。”
“这事怪我,忘了给贵先生发请柬,只收祝福不收礼,贵先生真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“结婚这么大喜事,怎么能两手空空来,民先生,您给个面子。”生怕主人看不上,阮贵急忙把公文包夹到腋下,笨拙的打开礼盒,原来是一尊金佛。
“太贵重了,更不能收。”
李为民摇摇头,阮贵急了,用近乎哀求地语气说:“民先生,我就一个儿子,我一直支持政府支持总统,我信奉天主教,我买过60万工投债券,我甚至垫资承建头顿工业村生活区6号和10号楼,求您看在谦参谋长的份上高抬贵手放他一马。”
今天的不速之客不光他一个,只是刚才吴廷琰在谁也不敢开口。
李为民侧身看了看那些朝这边张望的陌生人,放下酒杯问:“贵先生,您儿子叫什么?”
“阮茂。”
“国先生,刘总,请过来一下。”
躲是躲不过去的,陈世国暗叹了一口气,同刘家昌快步走了过来。
李为民不想跟那些人纠缠不休,干脆大声问:“国先生,惩治贪腐是您负责的,您知道贵先生的公子阮茂的事吗?”
“知道一些。”
陈世国清了清嗓子,面无表情地说:“阮茂在头顿工业村生活区施工过程中,见工业村内需要大量砂石料,在既无采石场又无运输工具的情况下,伙同驻扎在工业村附近的两个国军军官欺行霸市,打伤乃至抢劫多名供应商,哄抬物价,垄断供应,影响恶劣。”
“打伤了人?”
“确切地说应该是枪击多人,幸亏抢救及时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“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拦下来,要求低价卖给他,然后再高价卖给工投公司或在工业村内投资建厂的投资商?”
“所以说影响恶劣。”
“他人呢?”
西贡达官显贵几乎全在这儿,刘家昌不能让陈世国承担所有压力,接过话茬道:“阮茂已被头顿工业村警察局羁押,同案犯也已落网,检察官办公室正在深入调查,估计过几天就会移交给巡回法庭审理。”
李为民转过身来,紧盯着阮贵双眼道:“贵先生。您儿子到底做过什么。我想您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法律神圣不可侵犯。至少在工业村内是这样。”
陈世国同样不想跟那些说情的人磨嘴皮,冷冷地补充道:“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,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”
“民先生,国先生,这么说一点不能通融?”
“我们尊重法律,尊重法官。”
你不仁别怪我不义,阮贵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扔,声色俱厉地说:“不教而诛。这不公平!况且这是越南,不是中国!”
李为民摸了摸鼻子,慢条斯理地说:“关于故意杀人、欺行霸市的法律,全民公投之后有,之前一样有。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,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,提醒告诫过投资商、承包商、供应商和工业村内的普通工人要遵纪守法,不教而诛真谈不上。至于这里是越南,不是中国,还请贵先生说清楚一点。”
“工投公司股东全是中国人。工业村内生意全是中国人做,这还不够吗?”
胆子不小。肯定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。
李为民笑了笑,循循善诱地说:“女士们,先生们,各位来宾,各位朋友,既然贵先生提到这个问题,我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。首先,越南工业村投资开发公司股东并非中国人,而是越南共和国公民,换言之,全是越南华人。
正如许多朋友所知道的,政府给工投公司划拨了许多土地却没占股份,表面上看似乎像国家资产流失,全便宜了我这样的越南华人股东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要从工投公司成立时的背景说起。
当时琰先生刚回国出任总理,日内瓦谈判正在继续,法军在北部与越盟仍在交火,前国军总参谋长阮文馨将军对新政府不满意,军阀问题、难民问题全没有解决。政局动荡,风雨飘摇,看不到哪怕一点希望。”
陈世国深有感触,忍不住补充道:“当时国库空虚,政令不出总理府,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,南方的人想往国外逃,谁会投资实业?为发展国家工业,为帮政府减轻难民安置压力,民先生破釜沉舟、倾家荡产发起工投公司。
要搞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,光靠他一个人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,只能想方设法动员堤岸华人入股,筹集到一千多万美元启动资金。能够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内的所有股东,当时冒着多大风险,承担着多大压力?”
这才过去一年多,不是什么想不起来的历史。
看着众人若有所思的样子,李为民接着道:“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承担了风险就能分享到国家资产,对经济和工业稍微懂一点的朋友都清楚,工投公司所投资的项目短时间内无法盈利,如果把规划中的几个工业村算上,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所有股东,二十年内别指望分红。换句话说,我们是把钱借给了政府,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。
另外工投公司只有董事会,不设立股东大会,重大决策全由董事会作出,董事会成员中仅有三位股东代表,只占少数,并且他们很少参加董事会,几乎从未参与过公司决策。至于工业村的生意全归中国人,国先生更有发言权。”
陈世国轻叹一口气,耐心地介绍道:“诸位,工投公司不设股东大会,不设监事会,但专门设有一个公平机会委员会,我兼任该委员会主席。坦率地,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机会委员会。
因为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越族人(京族是统一之后才命名的),尤其越族商人创造赚钱机会。去过工业村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,承揽基建工程的大多为本地建筑公司,只有一些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,才会由外国总承包雇佣的公司去做。
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,在工业村内从事建筑业的华商仅占%。他们要么投资实业,要么从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发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砂石料等建材供应。值得一提的是,迄今为止,华人投资商已为本地人提供至少16万个工作机会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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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统一走,陈丽春就拉着新娘去认识她的“妇女兵团”成员。
新郎同样是今晚主角,柯林斯大使、MSU的费舍教授、日本驻越南大使、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……纷纷上去祝贺。
一个军官迟疑了好一会儿,一直等到杨文明等同僚挨个打完招呼,才端着酒杯上前道:“民先生,恭喜。”
杜高智,二十七岁,空降旅旅长,真正的少壮派军官。
李为民印象深刻,放下杯子打趣道:“智中校能来参加婚礼,这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,谢谢,非常感谢。”
去年阮文馨嚷嚷着要政变时,三个总参谋部军官冲进总理府撒野,国防部长黎玉振忍无可忍,命令总理卫队把三个军官扣押了。杜高智知道这个消息后给总理府打电话,给吴廷琰下最后通牒,要求立即放人,否则亲自率部攻打诺罗敦宫。
电话是李为民接的,一想到这件事杜高智就很尴尬:“民先生,对不起,我……我……”
相逢一笑泯恩仇,何况只是一点小误会,根本没什么深仇大恨。
李为民回头看了看妻子,若无其事地笑道: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你当时在执行命令,没必要说对不起。连总统先生都没放在心上,我能放在心上?并且我和你一样是馨将军的朋友。只是当时立场不同。”
杜高智脾气直。讲义气。在国军中人缘不错,见李为民如此通情达理,禁不住笑问道:“民先生现在跟馨将军有没有联系?”
“既然是朋友,哪能没联系。”
李为民带着他一起走到窗户边,看着卡蒂纳街的夜景,意味深长地说: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他不能回西贡参加我和莉君的婚礼,于是发来一封贺电。并托人捎了一份礼物。这让我很内疚,毕竟作为朋友,当时我应该支持他,而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。”
“其实馨将军是非常好相处的一个人。”
“这一点我深有同感。”
国军里能打仗的军官不多,他无疑是其中之一,有阮文馨这个共同话题,正聊得火热,刚上任的总参谋长陈善谦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。
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,不应该谈工作,更不应该谈那些让人家不高兴的事。陈善谦打心眼里不愿意把身边这位介绍给李为民。
吴廷琰和“皇帝”一样轻易不会见人,他跟吴廷琰恰恰相反。一有时间要么去各工业村见承包商、投资建厂的老板甚至普通工人,要么率团出国招商、考察或推销工业村内产品,要么去难民营或贫困乡村慰问穷人。
可以说想见他一面,比见吴廷琰总统还难。
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。
陈善谦实在没办法,一脸不好意思地说:“民先生,这位是西贡建设公司总经理阮贵先生,一直想拜访您,一直没机会。”
安保措施如此严密,宾客名单上没他,能找到这儿堪称神通广大。李为民装出副热情无比地样子招呼道:“原来是贵先生,幸会幸会。”
阮贵矮矮胖胖,一身西服穿在他身上,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精美的礼盒,一脸谄笑着说:“民先生新婚大喜,一点小意思,不成敬意。”
“这事怪我,忘了给贵先生发请柬,只收祝福不收礼,贵先生真不用这么客气。”
“结婚这么大喜事,怎么能两手空空来,民先生,您给个面子。”生怕主人看不上,阮贵急忙把公文包夹到腋下,笨拙的打开礼盒,原来是一尊金佛。
“太贵重了,更不能收。”
李为民摇摇头,阮贵急了,用近乎哀求地语气说:“民先生,我就一个儿子,我一直支持政府支持总统,我信奉天主教,我买过60万工投债券,我甚至垫资承建头顿工业村生活区6号和10号楼,求您看在谦参谋长的份上高抬贵手放他一马。”
今天的不速之客不光他一个,只是刚才吴廷琰在谁也不敢开口。
李为民侧身看了看那些朝这边张望的陌生人,放下酒杯问:“贵先生,您儿子叫什么?”
“阮茂。”
“国先生,刘总,请过来一下。”
躲是躲不过去的,陈世国暗叹了一口气,同刘家昌快步走了过来。
李为民不想跟那些人纠缠不休,干脆大声问:“国先生,惩治贪腐是您负责的,您知道贵先生的公子阮茂的事吗?”
“知道一些。”
陈世国清了清嗓子,面无表情地说:“阮茂在头顿工业村生活区施工过程中,见工业村内需要大量砂石料,在既无采石场又无运输工具的情况下,伙同驻扎在工业村附近的两个国军军官欺行霸市,打伤乃至抢劫多名供应商,哄抬物价,垄断供应,影响恶劣。”
“打伤了人?”
“确切地说应该是枪击多人,幸亏抢救及时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“是不是把人家的砂石料拦下来,要求低价卖给他,然后再高价卖给工投公司或在工业村内投资建厂的投资商?”
“所以说影响恶劣。”
“他人呢?”
西贡达官显贵几乎全在这儿,刘家昌不能让陈世国承担所有压力,接过话茬道:“阮茂已被头顿工业村警察局羁押,同案犯也已落网,检察官办公室正在深入调查,估计过几天就会移交给巡回法庭审理。”
李为民转过身来,紧盯着阮贵双眼道:“贵先生。您儿子到底做过什么。我想您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法律神圣不可侵犯。至少在工业村内是这样。”
陈世国同样不想跟那些说情的人磨嘴皮,冷冷地补充道:“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,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”
“民先生,国先生,这么说一点不能通融?”
“我们尊重法律,尊重法官。”
你不仁别怪我不义,阮贵把公文包往边上一扔,声色俱厉地说:“不教而诛。这不公平!况且这是越南,不是中国!”
李为民摸了摸鼻子,慢条斯理地说:“关于故意杀人、欺行霸市的法律,全民公投之后有,之前一样有。另外工投公司成立之初,就不止一次以文件或通知的形式,提醒告诫过投资商、承包商、供应商和工业村内的普通工人要遵纪守法,不教而诛真谈不上。至于这里是越南,不是中国,还请贵先生说清楚一点。”
“工投公司股东全是中国人。工业村内生意全是中国人做,这还不够吗?”
胆子不小。肯定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。
李为民笑了笑,循循善诱地说:“女士们,先生们,各位来宾,各位朋友,既然贵先生提到这个问题,我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。首先,越南工业村投资开发公司股东并非中国人,而是越南共和国公民,换言之,全是越南华人。
正如许多朋友所知道的,政府给工投公司划拨了许多土地却没占股份,表面上看似乎像国家资产流失,全便宜了我这样的越南华人股东,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要从工投公司成立时的背景说起。
当时琰先生刚回国出任总理,日内瓦谈判正在继续,法军在北部与越盟仍在交火,前国军总参谋长阮文馨将军对新政府不满意,军阀问题、难民问题全没有解决。政局动荡,风雨飘摇,看不到哪怕一点希望。”
陈世国深有感触,忍不住补充道:“当时国库空虚,政令不出总理府,北方的人想往南方逃,南方的人想往国外逃,谁会投资实业?为发展国家工业,为帮政府减轻难民安置压力,民先生破釜沉舟、倾家荡产发起工投公司。
要搞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,光靠他一个人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,只能想方设法动员堤岸华人入股,筹集到一千多万美元启动资金。能够想象到包括民先生在内的所有股东,当时冒着多大风险,承担着多大压力?”
这才过去一年多,不是什么想不起来的历史。
看着众人若有所思的样子,李为民接着道:“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承担了风险就能分享到国家资产,对经济和工业稍微懂一点的朋友都清楚,工投公司所投资的项目短时间内无法盈利,如果把规划中的几个工业村算上,包括我个人在内的所有股东,二十年内别指望分红。换句话说,我们是把钱借给了政府,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收回。
另外工投公司只有董事会,不设立股东大会,重大决策全由董事会作出,董事会成员中仅有三位股东代表,只占少数,并且他们很少参加董事会,几乎从未参与过公司决策。至于工业村的生意全归中国人,国先生更有发言权。”
陈世国轻叹一口气,耐心地介绍道:“诸位,工投公司不设股东大会,不设监事会,但专门设有一个公平机会委员会,我兼任该委员会主席。坦率地,全公司最不公平的就是公平机会委员会。
因为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越族人(京族是统一之后才命名的),尤其越族商人创造赚钱机会。去过工业村的朋友应该能注意到,承揽基建工程的大多为本地建筑公司,只有一些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,才会由外国总承包雇佣的公司去做。
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,在工业村内从事建筑业的华商仅占%。他们要么投资实业,要么从事生活日用品零售批发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砂石料等建材供应。值得一提的是,迄今为止,华人投资商已为本地人提供至少16万个工作机会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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