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(1)
直到1980年,我们才从《星期天时报》上读到了斯大林的儿子、雅可夫的死因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俘虏,与一群英国军官关在一起,并共用一个厕所。英国军官不满意斯大林的儿子把厕所弄得又臭又乱的恶习,不满意他们的厕所被大便弄得很脏,尽管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者的儿子的大便。他们提醒他注意此事,把他惹火了。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,让他把厕所弄干净。他发怒,吵架,动武,最后诉诸集中营的长官,希望长官主持公道。但那位高傲的德国人拒绝谈论大便的问题。斯大林的儿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,用最吓人的俄国脏话破口大骂,飞身扑向环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电网。他扑中了,身体被钉在电网上,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厕所弄脏了。
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。所有的证据表明,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。于是,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(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),又是上帝的弃儿。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:他加害于人,可以是因为震怒(毕竟,他是斯大林的儿子),也可以是出于喜爱(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),遗弃和特权,幸福与痛苦——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,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,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,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。
战争一开始,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,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,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,指责他的肮脏。他,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,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(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),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?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?
令人晕眩之近?太近会引起晕眩?
会的。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,地球便消失了,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,头会旋转,导致他倒下。
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,毫无二致,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,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,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,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。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,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,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,象天平的秤盘,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。
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。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。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,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——是的,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,死得既无意义,也不正当。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,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。
我小的时候,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《旧约全书》,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。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,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。我总是想,如果他有嘴,就得吃东西,如果他吃东西,就得有肠子。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。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,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。
我,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,很自然,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,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。就是说,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?二者必居其一: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——上帝就有肠子!——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,人就不象他。
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早在二世纪,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,声称:“基督能吃能喝,但不排粪。”
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,倒不如它是—个麻烦的神学问题。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,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: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,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,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。
到第四世纪,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。另一方面,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,并且还相信,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,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。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,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。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。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xxxx勃举,xxxx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,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,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。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,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,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。记住:天堂里有愉悦,但没有亢奋。
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。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,他或者(象瓦伦廷的耶稣)根本不排粪,或者(看来更有可能)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。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,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。人才开始遮羞,才开始揭开面罩,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。于是,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,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。如果没有粪便(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),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性爱,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、两眼昏花。
在我的第三章里,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,头上戴着圆顶礼帽,同穿戴整齐的托马斯站在一起。当时我有些事没来得及提到。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,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。她忽发奇想,似乎看到托马斯戴着圆顶礼帽,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马桶上并看着自己排粪。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,几近昏晕的边缘。她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毯上,立刻发出了性高xdx潮的叫喊。
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,有些人认为世界乃自然生成,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一些超越我们理智和经验的现象。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,区分着两类人,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(不论如何赐予,以及由谁来赐予),前者却毫无保留地接受赐予观点。
在欧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,我们都可以找到《创世纪》第一章,它告诉我们,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,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,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。让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。
直到最近,“大粪(Shit)”这个词才以“s……”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,这个事实与道德上的考虑毫无关系。你毕竟不能说大粪是不道德的!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。每天排出大粪的程序,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。二者必居其一: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(在这种情况下,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!),或者,我们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。
那么,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,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,在那里,大粪被否定,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。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“媚俗作态”。
“kiscll”是个德国词,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的中期,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。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,它形而上的初始含义便渐渐淹没了: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,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;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,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。
萨宾娜对国家当局最初的内心反感,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,还不如说带有美学性。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(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),却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——换句话来说,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。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“五一节”的庆典。
她看见过这种庆典游行,是在人们依然有热情或依然尽力装出热情的年代。女人们穿上红色、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,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,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、红心、印刷字体。铜管小乐队伴随着一个个游行群体,使大家的步伐一致。当某个群体接近检阅台时,即使是最厌世的面孔上也要现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,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,更准确地说,是他们完全认同。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,不,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认同。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,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。没有写出来、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“共产主义万岁!”而是“生活万岁!”这种白痴式的同义反复(“生活万岁!”),使那些漠然处之的人对当局的论点和游行也发生了兴趣。对这一口号的盗用,表现了当局的威力和灵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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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大林的儿子有一段艰难岁月。所有的证据表明,他父亲杀害了给他生这个孩子的女人。于是,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儿子(因为他父亲被尊崇得如同上帝),又是上帝的弃儿。人们从两重意义上都怕他:他加害于人,可以是因为震怒(毕竟,他是斯大林的儿子),也可以是出于喜爱(父亲会惩罚弃儿的朋友从而达到惩罚他的目的),遗弃和特权,幸福与痛苦——没有谁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体,这对立的两面是如何交替,从人类存在的一极到另外一极,其间距离是如何短促。
战争一开始,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,另一些囚徒属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,总是出自内心地排斥他,指责他的肮脏。他,作为肩负着最高级戏剧性的人,能忍受这种不是为了崇高的东西(上帝与天使范围内的东西),而是为了大便的评判么?难道最高级与最低级的戏剧是如此令人晕眩地逼近么?
令人晕眩之近?太近会引起晕眩?
会的。当北极近到可以触到南极,地球便消失了,人会发现自己坠入真空,头会旋转,导致他倒下。
如果遭受遗弃与享有特权是一回事,毫无二致,如果崇高与低贱之间没有区别,如果上帝的儿子能忍受事关大便的评判,那么人类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间度向,成为了不可承受的轻。当斯大林的儿子朝电网跑去,将自己的身体投向电网时,这架电网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无边无际的轻所承托,象天平的秤盘,遗憾可悲地升向空中。
斯大林的儿子为大便献出了生命。但是为大便而死并非无谓牺牲。那些为了向东方扩充领土而献身的德国人,那些为了向西方扩展权势而丧命的俄国人——是的,他们为某种愚昧的东西而死,死得既无意义,也不正当。在这次战争总的愚蠢中,斯大林儿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。
我小的时候,曾翻阅过专给孩子们看的那种《旧约全书》,书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画。我看见上帝站在云上,是个有鼻子有眼还有长胡须的老人。我总是想,如果他有嘴,就得吃东西,如果他吃东西,就得有肠子。这种想法总使我害怕。尽管我出生于一个不太信宗教的家庭,我感到有关神的肠子的想法是在褒渎神明。
我,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导的孩子,很自然,会抓住上帝与大便不能共存这个事实,来怀疑基督教人类学中的基本论点。就是说,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吗?二者必居其一: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——上帝就有肠子!——或者说上帝没有肠子,人就不象他。
古老的诺斯替教与我五岁时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早在二世纪,伟大的诺斯替教派大师瓦伦廷解决了这个该死的两难推理,声称:“基督能吃能喝,但不排粪。”
与其说粪便是邪恶的,倒不如它是—个麻烦的神学问题。自从上帝给人以自由,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念:他无须对人的罪过负责,然而作为人的创造者,他对人的粪便应负完全的责任。
到第四世纪,圣哲罗姆完全否定了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做爱的说法。另一方面,九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埃里金纳则接受这一观点,并且还相信,亚当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,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样举起。我们不能将这一设想,当作男人害怕阳萎的寻常旧梦而随意打发。埃里金纳的观点有不同的意义。如果认为靠简单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xxxx勃举,xxxx的勃举不是由于我们亢奋,而是我们的命令使然,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性亢奋的位置。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,并非性交及其随之而来的愉悦,他发现与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奋。记住:天堂里有愉悦,但没有亢奋。
埃里金纳的论点抓住了有关粪便助神学辩解要害。只要人获准留在天堂,他或者(象瓦伦廷的耶稣)根本不排粪,或者(看来更有可能)不把粪便看成令人反感的东西。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,他才使人对粪便感到厌恶。人才开始遮羞,才开始揭开面罩,被一道强光照花双眼。于是,紧接着厌恶感的取得,人的生活中又引进了性亢奋。如果没有粪便(从这个词的原义和比喻意义来看),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性爱,以及伴随而来的心跳加快、两眼昏花。
在我的第三章里,我讲到了萨宾娜半裸着身子,头上戴着圆顶礼帽,同穿戴整齐的托马斯站在一起。当时我有些事没来得及提到。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时,因为她的自我亵渎而亢奋。她忽发奇想,似乎看到托马斯戴着圆顶礼帽,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马桶上并看着自己排粪。她的心突然剧跳起来,几近昏晕的边缘。她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毯上,立刻发出了性高xdx潮的叫喊。
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,有些人认为世界乃自然生成,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一些超越我们理智和经验的现象。更为现实的倒是这条界线,区分着两类人,后者怀疑人的生命是受赐的(不论如何赐予,以及由谁来赐予),前者却毫无保留地接受赐予观点。
在欧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,我们都可以找到《创世纪》第一章,它告诉我们,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,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,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。让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。
直到最近,“大粪(Shit)”这个词才以“s……”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品中,这个事实与道德上的考虑毫无关系。你毕竟不能说大粪是不道德的!对大粪的反对是形而上的。每天排出大粪的程序,就是创世说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证据。二者必居其一:或者大粪是可以接受的(在这种情况下,不要把你锁在卫生间里!),或者,我们就是被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。
那么,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,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,在那里,大粪被否定,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。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“媚俗作态”。
“kiscll”是个德国词,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的中期,后来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。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,它形而上的初始含义便渐渐淹没了:不论是从大粪的原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来说,媚俗就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;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,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。
萨宾娜对国家当局最初的内心反感,与其说是具有道德性,还不如说带有美学性。她倒不怎么反感当局管辖下的丑陋(把荒废的城堡变成牛栏),却厌恶当局企图戴上美的假面具——换句话来说,就是当局的媚俗作态。当局媚俗作态的样板就是称为“五一节”的庆典。
她看见过这种庆典游行,是在人们依然有热情或依然尽力装出热情的年代。女人们穿上红色、白色以及蓝色的衣裙,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,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、红心、印刷字体。铜管小乐队伴随着一个个游行群体,使大家的步伐一致。当某个群体接近检阅台时,即使是最厌世的面孔上也要现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,似乎极力证明他们极其欢欣,更准确地说,是他们完全认同。不仅仅是认同当局的政治,不,更是对生命存在的认同。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,这种庆典汲取了灵感。没有写出来、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“共产主义万岁!”而是“生活万岁!”这种白痴式的同义反复(“生活万岁!”),使那些漠然处之的人对当局的论点和游行也发生了兴趣。对这一口号的盗用,表现了当局的威力和灵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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