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四十章 回京
五日后,新任的东中郎将赴任,赫然便是郭斌的熟人,河东太守董卓。
董卓少好侠,尝游羌中,性粗猛有谋。而且他不仅体魄健壮,力气过人,还通晓武艺,骑上骏马,能带着两只弓箭,左右驰射。所以说,任何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之人,都不是侥幸。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黑帮巨头杜月笙,发迹前也因一手削鸭梨的好刀法,人送外号“水果月笙”。
此时的董卓,由河东太守任上拜为东中郎将。太守秩俸二千石,中郎将秩比二千石。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,即月俸百二十斛;而比二千石,则为月俸谷百斛。不要小看这二十斛粟米的差距,这非但是实际利益上的差距,更是地位的差距。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:“量者,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,所以量多少也……二龠为合,十合为升,十升为斗,十斗为斛。”
斛是一种量器,呈直口直壁的圆筒形,平底,腹两侧各有一柄。东汉的斛,尺寸为:高、口径36、底径、深厘米。根据1976年6月1日国家计量局度量衡史小组用小米所测,东汉时期,一斛的容量为20420毫升,即升。
根据史学家们对《居延汉简》的研究,大致可以知道汉代西北边疆的士兵每月的口粮,约为三石三斗三升。石与斛等同,二十斛约相当于六个边军士卒一个月的口粮。而为了鼓励戍卒家属到居延安家,家属也发给口粮,所以有“家属名籍”。只是家属的口粮较之正卒则要少许多:一岁的每月一石,二岁至十岁的每月一石六斗,十七岁以上为二石六斗一升。因此,可以知道,边卒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的口粮,肯定是有余裕的。
而在前线,士卒能发到手中的粮食,则肯定不会那么多了。
因此,你即便是在汉朝做到了省部级高官――太守,以你每个月的一百二十斛粟米,也仅仅能够养活三十六个边军。若再加上几个俸禄肯定超过戍卒的属官,可能你一家人都要吃不饱饭了。
而且做官做到这个份上,大都是家中有田的大地主豪族,也没有人会在乎那二十斛粟米。然而,官场最看重的却是论资排辈,二千石与比二千石之间的差距,便实在是大得很了。
所以说,董卓从二千石的河东太守拜为比二千石的东中郎将,可以说是降职了。然而,从两者的地位与实权上来说,却是翻了过来。
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,除治民、进贤、决讼、检奸外,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;而中郎将,则为武官,秦置中郎,至西汉分五官、左、右三中郎署,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,属光禄勋。
大汉朝一百零五个郡国,便有一百零五个郡太守与国相,而天下间能率领大军剿灭黄巾的中郎将,则仅有三人。
这样一对比便明确得多了,太守官秩比中郎将高半级,为一地的行政长官,主管民政;而中郎将官秩虽低半级,却是皇帝侍卫的统领,地位极其尊崇。若换成今天的话来讲,太守,约等于如今的市长。而若将光禄勋比作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话,中郎将则相当于如今的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营的长官。
然而,不要小看这个中央警卫营,它可是正师级编制,军衔大多为少将,手下都是传说中的“中南海保镖”。
若以此做类比,中郎将其实是极得天子信任的重臣才得担任,名位虽不甚高,却极为尊贵,乃是“中央的人”。因此,卢植、皇甫嵩、朱儁被拜为中郎将,统领大军剿灭黄巾,更多的是荣誉。而且,若表现得宜,回朝后往往会高升,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由中央下放到地方,再由地方上调到中央的升迁模式。
所以说,董卓这个中郎将的含金量,比起河东太守,则是要高得太多了。不用打听,郭斌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,董卓这一番升迁,背后肯定有贵人使劲儿了,而这贵人,想必便是何进。
可以说,此时的董卓那是位高权重,春风得意。然而,或者是基于一个高级官员所应有的矜持,或者是出于对卢植身份的忌惮,董卓表现得极为谦逊。而见到郭斌后,更是着力结纳,让仅在何进府上见过一次的郭斌很是受宠若惊,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。
接任者已到,卢植便再没有理由滞留在大营中。因此,郭斌当日便护卫着卢植往京城行去,刘备因白身,不受董卓待见,也一路随行,服侍卢植甚是殷勤。
其实董卓最先是想让郭斌留在军中效力的,按照道理来讲,郭斌也应该留在广宗军中。为什么呢?因为郭斌与刘备的身份不一样,刘备是白身,他进入军中助阵,是道义,而他事毕而去,则也是其自由。
而郭斌则是天子亲封的伏龙亭侯,以骑都尉统领越骑营七百骑兵,是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官军,而且所统领的军兵,虽是他自己招募,却是实打实的中央军。中央军就要有中央军的责任与担当,就要有中央军的纪律性。郭斌前来广宗城,是受皇甫嵩所派遣,名正言顺。而若要执意护送卢植进京,则名不正言不顺,颇有点儿恃宠而骄了。
所幸,他与董卓尚有一面之缘,而且何进的面子也在里面。知道郭斌放心不下卢植的安危,而一路上却是也是盗贼遍地,危险重重,董卓便乐得做个好人,给了郭斌一道将令,着其一路护送前北中郎将卢植进京,不得有误。这样,郭斌便名正言顺地护送着卢植南下京师了,可见有时候有点关系也是能省却许多麻烦的。
前来传旨的小黄门倒是识趣,既知道卢植在士林的地位,也晓得郭斌此人并不将自己和自己带来的一百羽林精锐放在眼中,一路上很是配合郭斌。郭斌说走他就走,说停他就停,连桎梏都未曾给卢植戴上。
所谓“桎梏”者,又被称为“械”,所谓“受械”,便是“桎梏之”之意,即给他戴上手铐脚镣。“桎”为木制脚枷,“梏”为木制手铐。押运之人只要不将囚犯放跑了,途中便是不戴上桎梏也是无妨的,因此小黄门此举,倒不算是违规。
然而,郭斌也很是领情,每日里除了行得慢一点,其他的倒是面面俱到。
郭斌所部七百骑兵,外加一百五十个护卫,加上随着小黄门前来的押运卢植的一百羽林精锐,九百多人浩浩荡荡地自官道上缓缓地往京城行去。一般来说,要上午九点多才出发,走上约莫一个小时,到了十点多天气稍微有点儿热了,便下令扎营,于是众人就开始尽情享用美食。而下午总是要到四点多,太阳渐渐西陲,方开拔,走上一个时辰便又要扎营,因此行程实在是慢得可以。
因为黄巾军主力大多面临官军的围困和对峙,沿途的一些小的流寇土匪见了郭斌一行,人数既多,装备也极为精良,更全都是骑兵,便没有人敢前来找不自在了。因此,一路上郭斌军中或是拿出腌制好的肉干,或是早早地派遣士卒四散开来猎杀飞禽走兽,将一众羽林精锐养得胃口刁得很了。
要知道,便是在京师洛阳城里,便是中等的家庭也不是每天能吃上肉的,一个油水不太丰厚的职位,便是高官,也不一定有钱买肉吃。因为京中物价腾贵,人们又都好个脸面,于穿衣虽颇为讲究,在外人看不见的吃饭上,便不是那么在意了。
况且越是高官,越是要讲究排场,要有仆婢装点门面,有的要养着属官,有的还要提防着前来打秋风的穷亲戚,日子便更是难过。况且天子脚下,贪腐便不可过于放肆,否则给人抓住,轻则罚俸,重则革职或是受刑罚,那可是吃不消的。
你以为京中百姓都跟地方上的愚夫愚妇一般,懦弱好欺的?君不见,如今便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就高层政治说出个一二三来?东汉国祚传承二百余载,京中真正的赤贫之人是极少的,便是家境贫困的,也大多是落魄的官员或是富商的子弟,宗室便是再落魄,也有朝廷出钱养着。
因此,此时的京师洛阳,民众的识字率毫无疑问是汉朝最高的,便是颍川郡也是望尘莫及。说“居京城大不易”,是极为有道理的。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在胡同口晒太阳的老大爷竟是退伍的少将,或者在菜市场卖大白菜的大娘竟是哪个高官的“穷亲戚”。若不是真的权势滔天的主,谁在京师都要悠着点儿走路。
这些常年在京师憋着的羽林精锐,随着郭斌的部队,那是吃得畅快,玩得畅快。在军中,郭斌定下了规矩,不得饮酒,不得狎妓,不得赌博。因此,娱乐项目便成了唱歌。用不了几天,郭斌军中流传最广,最具人气的《男儿当自强》便被这些羽林精锐学了去。
要说他们也不是没听过这歌儿,可毕竟是道听途说,不是在与阳翟县有联系的商人处听说,就是在勾栏中的小姐姐们哪里听到的,哪里有郭斌军中传唱的正宗?要知道,这个时代的歌曲,既没有磁带,也没有cd,更没有酷狗,想要学会唱歌,只有口口相传。因此,会唱歌也是见多识广的表现,是一项了不得的技能。
就这样,这一百名羽林精锐此次前来广宗,除了收获到美食和每人一套阳翟县军装,最大的收获大概便是学会了这首在京中也极为流行的《男儿当自强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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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卓少好侠,尝游羌中,性粗猛有谋。而且他不仅体魄健壮,力气过人,还通晓武艺,骑上骏马,能带着两只弓箭,左右驰射。所以说,任何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之人,都不是侥幸。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黑帮巨头杜月笙,发迹前也因一手削鸭梨的好刀法,人送外号“水果月笙”。
此时的董卓,由河东太守任上拜为东中郎将。太守秩俸二千石,中郎将秩比二千石。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,即月俸百二十斛;而比二千石,则为月俸谷百斛。不要小看这二十斛粟米的差距,这非但是实际利益上的差距,更是地位的差距。
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:“量者,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也,所以量多少也……二龠为合,十合为升,十升为斗,十斗为斛。”
斛是一种量器,呈直口直壁的圆筒形,平底,腹两侧各有一柄。东汉的斛,尺寸为:高、口径36、底径、深厘米。根据1976年6月1日国家计量局度量衡史小组用小米所测,东汉时期,一斛的容量为20420毫升,即升。
根据史学家们对《居延汉简》的研究,大致可以知道汉代西北边疆的士兵每月的口粮,约为三石三斗三升。石与斛等同,二十斛约相当于六个边军士卒一个月的口粮。而为了鼓励戍卒家属到居延安家,家属也发给口粮,所以有“家属名籍”。只是家属的口粮较之正卒则要少许多:一岁的每月一石,二岁至十岁的每月一石六斗,十七岁以上为二石六斗一升。因此,可以知道,边卒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的口粮,肯定是有余裕的。
而在前线,士卒能发到手中的粮食,则肯定不会那么多了。
因此,你即便是在汉朝做到了省部级高官――太守,以你每个月的一百二十斛粟米,也仅仅能够养活三十六个边军。若再加上几个俸禄肯定超过戍卒的属官,可能你一家人都要吃不饱饭了。
而且做官做到这个份上,大都是家中有田的大地主豪族,也没有人会在乎那二十斛粟米。然而,官场最看重的却是论资排辈,二千石与比二千石之间的差距,便实在是大得很了。
所以说,董卓从二千石的河东太守拜为比二千石的东中郎将,可以说是降职了。然而,从两者的地位与实权上来说,却是翻了过来。
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,除治民、进贤、决讼、检奸外,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;而中郎将,则为武官,秦置中郎,至西汉分五官、左、右三中郎署,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,属光禄勋。
大汉朝一百零五个郡国,便有一百零五个郡太守与国相,而天下间能率领大军剿灭黄巾的中郎将,则仅有三人。
这样一对比便明确得多了,太守官秩比中郎将高半级,为一地的行政长官,主管民政;而中郎将官秩虽低半级,却是皇帝侍卫的统领,地位极其尊崇。若换成今天的话来讲,太守,约等于如今的市长。而若将光禄勋比作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话,中郎将则相当于如今的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营的长官。
然而,不要小看这个中央警卫营,它可是正师级编制,军衔大多为少将,手下都是传说中的“中南海保镖”。
若以此做类比,中郎将其实是极得天子信任的重臣才得担任,名位虽不甚高,却极为尊贵,乃是“中央的人”。因此,卢植、皇甫嵩、朱儁被拜为中郎将,统领大军剿灭黄巾,更多的是荣誉。而且,若表现得宜,回朝后往往会高升,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由中央下放到地方,再由地方上调到中央的升迁模式。
所以说,董卓这个中郎将的含金量,比起河东太守,则是要高得太多了。不用打听,郭斌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,董卓这一番升迁,背后肯定有贵人使劲儿了,而这贵人,想必便是何进。
可以说,此时的董卓那是位高权重,春风得意。然而,或者是基于一个高级官员所应有的矜持,或者是出于对卢植身份的忌惮,董卓表现得极为谦逊。而见到郭斌后,更是着力结纳,让仅在何进府上见过一次的郭斌很是受宠若惊,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。
接任者已到,卢植便再没有理由滞留在大营中。因此,郭斌当日便护卫着卢植往京城行去,刘备因白身,不受董卓待见,也一路随行,服侍卢植甚是殷勤。
其实董卓最先是想让郭斌留在军中效力的,按照道理来讲,郭斌也应该留在广宗军中。为什么呢?因为郭斌与刘备的身份不一样,刘备是白身,他进入军中助阵,是道义,而他事毕而去,则也是其自由。
而郭斌则是天子亲封的伏龙亭侯,以骑都尉统领越骑营七百骑兵,是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官军,而且所统领的军兵,虽是他自己招募,却是实打实的中央军。中央军就要有中央军的责任与担当,就要有中央军的纪律性。郭斌前来广宗城,是受皇甫嵩所派遣,名正言顺。而若要执意护送卢植进京,则名不正言不顺,颇有点儿恃宠而骄了。
所幸,他与董卓尚有一面之缘,而且何进的面子也在里面。知道郭斌放心不下卢植的安危,而一路上却是也是盗贼遍地,危险重重,董卓便乐得做个好人,给了郭斌一道将令,着其一路护送前北中郎将卢植进京,不得有误。这样,郭斌便名正言顺地护送着卢植南下京师了,可见有时候有点关系也是能省却许多麻烦的。
前来传旨的小黄门倒是识趣,既知道卢植在士林的地位,也晓得郭斌此人并不将自己和自己带来的一百羽林精锐放在眼中,一路上很是配合郭斌。郭斌说走他就走,说停他就停,连桎梏都未曾给卢植戴上。
所谓“桎梏”者,又被称为“械”,所谓“受械”,便是“桎梏之”之意,即给他戴上手铐脚镣。“桎”为木制脚枷,“梏”为木制手铐。押运之人只要不将囚犯放跑了,途中便是不戴上桎梏也是无妨的,因此小黄门此举,倒不算是违规。
然而,郭斌也很是领情,每日里除了行得慢一点,其他的倒是面面俱到。
郭斌所部七百骑兵,外加一百五十个护卫,加上随着小黄门前来的押运卢植的一百羽林精锐,九百多人浩浩荡荡地自官道上缓缓地往京城行去。一般来说,要上午九点多才出发,走上约莫一个小时,到了十点多天气稍微有点儿热了,便下令扎营,于是众人就开始尽情享用美食。而下午总是要到四点多,太阳渐渐西陲,方开拔,走上一个时辰便又要扎营,因此行程实在是慢得可以。
因为黄巾军主力大多面临官军的围困和对峙,沿途的一些小的流寇土匪见了郭斌一行,人数既多,装备也极为精良,更全都是骑兵,便没有人敢前来找不自在了。因此,一路上郭斌军中或是拿出腌制好的肉干,或是早早地派遣士卒四散开来猎杀飞禽走兽,将一众羽林精锐养得胃口刁得很了。
要知道,便是在京师洛阳城里,便是中等的家庭也不是每天能吃上肉的,一个油水不太丰厚的职位,便是高官,也不一定有钱买肉吃。因为京中物价腾贵,人们又都好个脸面,于穿衣虽颇为讲究,在外人看不见的吃饭上,便不是那么在意了。
况且越是高官,越是要讲究排场,要有仆婢装点门面,有的要养着属官,有的还要提防着前来打秋风的穷亲戚,日子便更是难过。况且天子脚下,贪腐便不可过于放肆,否则给人抓住,轻则罚俸,重则革职或是受刑罚,那可是吃不消的。
你以为京中百姓都跟地方上的愚夫愚妇一般,懦弱好欺的?君不见,如今便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就高层政治说出个一二三来?东汉国祚传承二百余载,京中真正的赤贫之人是极少的,便是家境贫困的,也大多是落魄的官员或是富商的子弟,宗室便是再落魄,也有朝廷出钱养着。
因此,此时的京师洛阳,民众的识字率毫无疑问是汉朝最高的,便是颍川郡也是望尘莫及。说“居京城大不易”,是极为有道理的。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在胡同口晒太阳的老大爷竟是退伍的少将,或者在菜市场卖大白菜的大娘竟是哪个高官的“穷亲戚”。若不是真的权势滔天的主,谁在京师都要悠着点儿走路。
这些常年在京师憋着的羽林精锐,随着郭斌的部队,那是吃得畅快,玩得畅快。在军中,郭斌定下了规矩,不得饮酒,不得狎妓,不得赌博。因此,娱乐项目便成了唱歌。用不了几天,郭斌军中流传最广,最具人气的《男儿当自强》便被这些羽林精锐学了去。
要说他们也不是没听过这歌儿,可毕竟是道听途说,不是在与阳翟县有联系的商人处听说,就是在勾栏中的小姐姐们哪里听到的,哪里有郭斌军中传唱的正宗?要知道,这个时代的歌曲,既没有磁带,也没有cd,更没有酷狗,想要学会唱歌,只有口口相传。因此,会唱歌也是见多识广的表现,是一项了不得的技能。
就这样,这一百名羽林精锐此次前来广宗,除了收获到美食和每人一套阳翟县军装,最大的收获大概便是学会了这首在京中也极为流行的《男儿当自强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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