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七十一章 土地问题的出路
要想在颍川郡实现军事一体化,彻底消除散布各个庄园的私人部曲力量,便不得不从根子上将庄园经济的基石打破。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将草创于明朝,在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普遍实行开来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拿出来。这种赋税制度的主要内容,便是将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人头税(丁税)废除,而并入土地税。
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,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,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,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。农民压力减轻后,自然会开垦荒地,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。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,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?
相对于田租来说,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,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,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,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,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?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?在如今天下乱起,朝廷需要四处派兵,中央财政压力巨大,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,想要将人头税取消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,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。
如今想来,汉朝廷所以一而再,再而三地削减田税,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,抑制土地兼并,从而保得江山稳固。朝廷减税,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,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,收取一半的收成,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,这么好做的买卖,谁不想着扩大规模?
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,一点儿也不知情吗?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,天子可能是不知道,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!就算是刘邦想不到,文帝、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,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?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,大势已成,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。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,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,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,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。
因此,在郭斌看来,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春秋战国时候,因为井田制的实行,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公田逐渐被撂荒,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,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。而自从商鞅变法,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,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可以说,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,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“发工资”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,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,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。官秩中所谓“六百石”、“二千石”,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。
同时,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更新税法提供了依据。在原来的井田制中,通过耕种公田“交税”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,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,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,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。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,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,你开垦的土地越多,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。从此以后,即便是原来的公田,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、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,从而收取田赋。
因此,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,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,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。故,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,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。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,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,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,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,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,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!
也就是说,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,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,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。
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,已然是积重难返,想要解决这个问题,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,他们竟然束手无策,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。所谓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”,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,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,否则若再增加田税,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?
因此,朝廷越是降低田税,豪门地主获利便越丰厚,土地兼并的欲望便会愈发强大而不好节制,豪门地主们便会越发不择手段地迫使自耕农破产,沦为他们的附庸。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,使得各地豪族规模越大,实力越强,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,最终爆发出来也便毫无悬念了。
而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,从根子上打破庄园经济的经济形势,便要极力发展生产力,使得人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所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。比如以前犁地,需要几个人抡着锄头在骄阳下从早忙到晚,干一天才能完成松土的活儿。然而,有了畜力介入之后,只需要一个人扶着犁并掌控住耕牛,一日便能将活儿干完。这样一来,庄园所需的劳动力自然就少了。然而,为了防止地主们利用节省下来的人力资源继续投入扩大耕地面积,开垦荒地,还需要对在农业中“下岗”的人予以正确的引导。
将他们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呢?工商业便是郭斌想出来的办法。
农民之所以托庇于豪门地主羽翼之下,成为隐匿人口,最重要的原因是深重的田税、口赋与算赋、还有劳役和兵役的压迫,使得他们无法自立于社会,他们非如此无以谋生。而一旦隐匿于地方豪族的庄园之中,便算是成功躲过了如此沉重的赋税与徭役。豪门大户多在地方拥有极大的影响力,地方的官员和小吏自不会为了几个逃亡的老百姓去得罪他们。
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生产需要海量的工人,纺织业、建筑业,再加上如今郭斌手中其他的工业生产项目,在如今的生产力水平下都离不开海量的、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的支持。而工商业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盈利能力,无疑为广大豪门地主展现了一个踅取财富的全新手段。只有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土地上移开,引导他们的资金和人力、物力往工商业流转,才能真正释放被“囚禁”在庄园之中的劳动力。
历史上,中国历代王朝为了这个土地兼并的问题挖空了心思,多少社会精英、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,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巧妙构思,极近人类算计之精妙,将包括赋税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改了又改,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,郭斌却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似乎不太搭界的方法,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在理论上有了解决的可能。
这不是说郭斌是多么的英明神武、聪明睿智,也不是说他有多么的高瞻远瞩,而是他跨越了时空的限制。作为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五好青年,郭斌从上学的时候就明白“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”这个道理,当初他通过各种方法极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,甚至不惜拿出了牛顿力学三定律扮演了一回神棍,可是说到底他不过是想要装X罢了。
毋须讳言,当初的郭斌就这么点儿愿景。如今在汉朝末年,以如今的生产力水平和他自己那半吊子的新知识,飞机大炮是不用想了,弄点儿简单的机械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吧?而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的蒸汽机,想要研发出来似乎也不是那么难。郭斌就想,若是能研究出蒸汽机来,将其安装到大船上,这种蒸汽轮船岂不是要逆天了?谁还能打得过?开着蒸汽轮船横渡太平洋,到达美洲大陆,那可得多威风?
想到这里,郭斌不由得又想起了郭德纲的相声里说的那段话,一个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掉进河里撞死了一条鱼,这条鱼到死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一场车祸。老郭得到的结论是:干掉你的往往不是你的同行,有可能是跨界。
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殚精竭虑、极尽巧思,努力改革赋税制度,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后才研发出“摊丁入亩”,可只要换一个思路,努力发展工商业、加速生产力发展,同样能够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。
戏志才所以说郭斌一直在做,指的就是发展工商业,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事情。
郭斌所以一直努力发展工商业,并想尽一切办法要将豪门大户拉进来一起赚钱,刚开始为的确实是交好各地豪族,使得伏龙山庄可以在乱世之中立足。可是,随着郭斌地位的提高,他与他的谋士们所站的位置也不断提高,看问题的角度自也变了。
小小的塞外三城竟能容纳下五十余万黄巾降卒,靠的是什么?还不是庞大的物资存储和转运规模?塞外三城中固然有数量极多的人从事农业与牧业生产,可这反而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而不得不从事的副业,城中规模最为庞大,用人最多的还是在阳翟服饰中负责编织毛毡、制作成衣的工人,是保证仓储系统顺利运行的工人,是为来来往往的客商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从业者。
可以说,工商业的力量在塞外三城展现得淋漓尽致,也给郭斌手下的谋士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发展道路的窗户,使得他们认识到,工商业也可以救中国。而缔造了这一切的郭斌,无疑受到了他们的敬重与景仰,他们的主公才是真正的胸怀天下、高屋建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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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算赋与口赋这两项废除了,而单以朝廷三十税一的制度收取田税,哪怕是十五税一甚至是十税一,也是对农民压力的极大减轻。农民压力减轻后,自然会开垦荒地,不再托庇于豪门大户。只是郭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颍川郡守,如何能够轻易改变朝廷的财政制度?
相对于田租来说,算赋与口赋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来源,其中算赋归于中央财政,而口赋则直接进入皇室的腰包,若是将这两项取消掉,那么中央财政收入从哪里来?皇室的开支又从哪里来?在如今天下乱起,朝廷需要四处派兵,中央财政压力巨大,中央政府临近破产的时刻,想要将人头税取消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即便是天子刘宏与朝中诸公都知道这是饮鸩止渴,也不得不将眼前的危急先渡过去再说。
如今想来,汉朝廷所以一而再,再而三地削减田税,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,抑制土地兼并,从而保得江山稳固。朝廷减税,获利者是拥有大量耕地的豪门大户,他们雇佣佃户为自己耕田,收取一半的收成,转过手来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税,这么好做的买卖,谁不想着扩大规模?
这里面的门道难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,一点儿也不知情吗?朝中的高官显宦那是心里清楚却不说出来,天子可能是不知道,可也断然没有被瞒了四百年的道理啊!就算是刘邦想不到,文帝、景帝也都没有意识到,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刘秀难道还不清楚吗?只是这种经济形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,大势已成,朝廷也是有心无力罢了。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国之乱的事情,西汉王朝差点儿便换了天,若是想要同时与遍布天下的豪门大族打擂台,便是贵为天子当也是心胆俱寒吧。
因此,在郭斌看来,朝廷在这件事上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。春秋战国时候,因为井田制的实行,土地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废弃的问题上面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,公田逐渐被撂荒,私田则不断被开垦扩大,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问题上。而自从商鞅变法,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,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可以说,统一度量衡的出现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极强的推动力,因为它的出现促使原来通过分封“发工资”的现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,而出现了依靠统一的量器计量粮食的方法,而朝廷则依照这种新式的衡量方法给官员发放俸禄。官秩中所谓“六百石”、“二千石”,所说的便全都是粮食的数量。
同时,统一的度量衡的出现也为国家更新税法提供了依据。在原来的井田制中,通过耕种公田“交税”的方法是相对粗放的,而有了统一的量器之后,田税则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统一缴纳,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担忧自然也没有了。因为田税的征收是针对私有土地的,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缴纳多少田税,你开垦的土地越多,所要缴纳的田税自也就越多。从此以后,即便是原来的公田,也可以通过雇佣佃户、奴仆耕种的方式运作,从而收取田赋。
因此,可以说正是统一度量衡的出现,才促使天下税法改革,从而形成了秦汉以后土地兼并的现象。故,人还是要对大自然保持适当的尊重的,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举措会引发怎样不可预知的后果。度量衡的发明固然带来了许多好处,促进了人类经济形式的革新与政治制度的改革,促使新的俸禄制度出现,从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发展,却也带来了这个困扰了中国传统社会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并问题,多少王朝的兴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!
也就是说,在汉朝即便是意识到了土地兼并不是好事,却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用作参考,因为规模庞大而剧烈的土地兼并正是从汉朝开始的。
当汉朝廷意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时,已然是积重难返,想要解决这个问题,则势必先要将这个朝廷连根拔起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当中央政府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,他们竟然束手无策,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税。所谓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”,贫民百姓虽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税的政策,却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博得豪门大户的好感和支持,否则若再增加田税,豪门地主们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该如何是好?
因此,朝廷越是降低田税,豪门地主获利便越丰厚,土地兼并的欲望便会愈发强大而不好节制,豪门地主们便会越发不择手段地迫使自耕农破产,沦为他们的附庸。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行循环,使得各地豪族规模越大,实力越强,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力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,最终爆发出来也便毫无悬念了。
而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,从根子上打破庄园经济的经济形势,便要极力发展生产力,使得人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所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。比如以前犁地,需要几个人抡着锄头在骄阳下从早忙到晚,干一天才能完成松土的活儿。然而,有了畜力介入之后,只需要一个人扶着犁并掌控住耕牛,一日便能将活儿干完。这样一来,庄园所需的劳动力自然就少了。然而,为了防止地主们利用节省下来的人力资源继续投入扩大耕地面积,开垦荒地,还需要对在农业中“下岗”的人予以正确的引导。
将他们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呢?工商业便是郭斌想出来的办法。
农民之所以托庇于豪门地主羽翼之下,成为隐匿人口,最重要的原因是深重的田税、口赋与算赋、还有劳役和兵役的压迫,使得他们无法自立于社会,他们非如此无以谋生。而一旦隐匿于地方豪族的庄园之中,便算是成功躲过了如此沉重的赋税与徭役。豪门大户多在地方拥有极大的影响力,地方的官员和小吏自不会为了几个逃亡的老百姓去得罪他们。
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生产需要海量的工人,纺织业、建筑业,再加上如今郭斌手中其他的工业生产项目,在如今的生产力水平下都离不开海量的、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的支持。而工商业在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盈利能力,无疑为广大豪门地主展现了一个踅取财富的全新手段。只有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土地上移开,引导他们的资金和人力、物力往工商业流转,才能真正释放被“囚禁”在庄园之中的劳动力。
历史上,中国历代王朝为了这个土地兼并的问题挖空了心思,多少社会精英、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,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巧妙构思,极近人类算计之精妙,将包括赋税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改了又改,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,郭斌却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似乎不太搭界的方法,使得土地兼并问题在理论上有了解决的可能。
这不是说郭斌是多么的英明神武、聪明睿智,也不是说他有多么的高瞻远瞩,而是他跨越了时空的限制。作为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的社会主义五好青年,郭斌从上学的时候就明白“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”这个道理,当初他通过各种方法极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,甚至不惜拿出了牛顿力学三定律扮演了一回神棍,可是说到底他不过是想要装X罢了。
毋须讳言,当初的郭斌就这么点儿愿景。如今在汉朝末年,以如今的生产力水平和他自己那半吊子的新知识,飞机大炮是不用想了,弄点儿简单的机械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吧?而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动力的蒸汽机,想要研发出来似乎也不是那么难。郭斌就想,若是能研究出蒸汽机来,将其安装到大船上,这种蒸汽轮船岂不是要逆天了?谁还能打得过?开着蒸汽轮船横渡太平洋,到达美洲大陆,那可得多威风?
想到这里,郭斌不由得又想起了郭德纲的相声里说的那段话,一个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掉进河里撞死了一条鱼,这条鱼到死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一场车祸。老郭得到的结论是:干掉你的往往不是你的同行,有可能是跨界。
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殚精竭虑、极尽巧思,努力改革赋税制度,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后才研发出“摊丁入亩”,可只要换一个思路,努力发展工商业、加速生产力发展,同样能够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。
戏志才所以说郭斌一直在做,指的就是发展工商业,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事情。
郭斌所以一直努力发展工商业,并想尽一切办法要将豪门大户拉进来一起赚钱,刚开始为的确实是交好各地豪族,使得伏龙山庄可以在乱世之中立足。可是,随着郭斌地位的提高,他与他的谋士们所站的位置也不断提高,看问题的角度自也变了。
小小的塞外三城竟能容纳下五十余万黄巾降卒,靠的是什么?还不是庞大的物资存储和转运规模?塞外三城中固然有数量极多的人从事农业与牧业生产,可这反而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而不得不从事的副业,城中规模最为庞大,用人最多的还是在阳翟服饰中负责编织毛毡、制作成衣的工人,是保证仓储系统顺利运行的工人,是为来来往往的客商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从业者。
可以说,工商业的力量在塞外三城展现得淋漓尽致,也给郭斌手下的谋士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发展道路的窗户,使得他们认识到,工商业也可以救中国。而缔造了这一切的郭斌,无疑受到了他们的敬重与景仰,他们的主公才是真正的胸怀天下、高屋建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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