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章 聪明人洪承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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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姜家庄的补给,到白水县这一路上都不必再战斗了。李自成和王文耀率队绕过了洛川县城,赶奔白水。
尽管在姜家庄折损了很多人手,但是一些临阵倒戈的乡勇担心姜家人带着官兵来报复,愿意入伙,一路上又陆续有流民加入,所以抵达白水时,七队和八队的兵力不减反增,七队有了上千人,八队的兵力则接近两千。
李自成和王文耀在招兵时很小心,只要零散来投的流民,不收已经形成队伍的土匪,因为这些人很难与原来的兵马融为一体,会成为不稳定因素。这些人也同样不愿意加入李王二人的队伍,刚一见面就是活阎王王瑾虎着脸谈纪律,已经落草很久的人大多不肯受这样的约束,只有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,只要给一口饭吃,什么条件都能答应。
唯一的例外是绰号“虎焰斑”的辛思忠,他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小反王,带着一百多人前来投奔。辛思忠自称造反以来只杀过几个财主和胥吏满门,没祸害过穷人,并且表示愿意接受闯营纪律的管束。很多将领并不太相信他的说辞,但是李自成和王瑾信了,当即决定接纳他做管队,位次在谢君友和张礼之间。王瑾这么容易相信辛思忠,是因为知道他是那个平定青海土司叛乱,战死在抗清斗争中的大英雄,那李自成又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?可能是李自成慧眼识人,也可能是他太容易轻信了,王瑾严重怀疑是因为后者。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,李自成也相信了吴三桂、高第、姜瓖、唐通、董学礼、王体忠、郑四维、陈德、陈之龙、刘忠、宋权、左勷、郑嘉栋、马科、高汝利、武大定……
辛思忠带来了一个情报,他原本活动于白水以南的蒲城县,有四五百兵马,但是在那里他遭遇了一伙很强的乡勇,为首的是个叫王文昌的武举。这些乡勇非比寻常,能出动一两千人马来主动攻击农民军,辛思忠寡不敌众,兵马被打散了,这才跑到白水来。
洪承畴这个人刨去人品不谈,在能力上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,他敏锐地抓住了历朝历代镇压农民起义最有效的方式——地主团练。历史上李自成前期的失败与此有极大关系,洪承畴发动全陕的地主编练乡勇,修筑夯土寨墙,坚壁清野,断绝农民军的补给,使之处于处处挨打的境地。到崇祯十一年,这一体系彻底成型,所有的陕西农民军都遭受了重创甚至毁灭性打击。
但是,这个办法终究没能彻底战胜农民军,原因有二。第一,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实在太严重。地主家也没余粮,陕西地主们的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太强大的武装。而流民数量又太多,农民军很容易重整旗鼓。第二,则是政治层面的因素。
每当封建王朝后期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,总是会有大量的地主趁势而起。毕竟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些地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阀或者与军阀合流,军阀们有的是原来政权的官员,有的是农民起义者转型而成的,最终,众多的军阀中将会诞生一个最强者,一统天下,再开始一个新的王朝。
然而在明朝末年,情况出了些变化。经过从秦到明一千八百多年的皇权统治,朝廷对官员的控制力愈发强化,虽然崇祯皇帝的缺点一箩筐,但是在和官员玩权力的游戏时,他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,而且提防自己手下的官员更甚于提防后金和农民军。袁崇焕杀毛文龙时,崇祯并无任何异议,无非是因为毛文龙孤悬海外,通洋贩海,崇祯深恐其成为明金之间的独立势力。后来此事又成了袁崇焕的罪名,那是因为崇祯担心袁崇焕会控制手下的武将,威胁皇权。尤其是祖大寿部哗变之后,袁崇焕、孙承宗都展现出了在关宁部队中的威望,所以袁崇焕被杀,以及大凌河之战后孙承宗遭罢斥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耿如杞被杀、梅之焕被罢,也是这件事的连锁反应,因为崇祯唯恐督抚大员借金兵入寇之机拥兵自重,挟制朝廷。杨鹤遭充军发配,也与有人弹劾他“市恩流寇”“养寇自重”不无关系。马上就要死的孙元化之所以会被崇祯视为眼中钉,是因为崇祯怀疑他和李九成、孔有德、耿仲明等人有私人关系,可能是一党。卢象升和孙传庭是最为崇祯卖命的,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崇祯就看他们不顺眼,死了连抚恤都不给。卢象升身为巡抚、总督,是主管军务的官员,却总想搞点经济建设挽救一下民生,本来只负责协调将领们的行动,他却去关心士兵的待遇。对于百姓和士兵来说,他是万家生佛,而对于崇祯来说,就要不由自主地怀疑卢象升的动机了。后来孙传庭提议要在关中、豫西一带屯田,更是犯了崇祯的大忌,总督主持屯田,就要有主管民政的权力,就会形成独立的财源,到那时,陕西、河南两省是姓朱还是姓孙呢?
洪承畴就和他们不同,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,所以他从不会做任何犯崇祯之忌的事。他表现得足够凶残,也足够忠诚。也正因为如此,虽然洪承畴也重视发展乡勇,但他自己却专注于协调麾下的武将这一总督的本职工作,严格按照规定将乡勇事务交由各地的州县官员和乡绅自行办理。所以,这些地主团练自然也不可能形成像晚清的湘军、淮军那样的庞然大物,更不能真正战胜农民军,大部分都只是守户之犬而已。纵然有的乡勇实力较强,也不过就是在本乡本土攻击小股的农民军,真碰上王嘉胤、高迎祥这样拥兵数万的大豪,他们根本不是对手,只能牵制拖延,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不过对于现阶段的张存孟、李自成等人来说,乡勇依然是个很大的威胁。张存孟部下六个队的人马已经陆续汇集到了白水县境内。看起来在行军过程中,各队的兵力都增加了。尤其是四队和六队,膨胀得十分厉害,都已经有了数千之众。这是因为他们扩军的手法与李自成、王文耀完全不同,不仅对所有来投的人一概不拒,而且在攻破村寨之后往往烧毁房屋,胁迫居民入伙。官军精锐部队出身的王文耀尤其鄙视这样的做法,这种抓壮丁抓来的兵只能当炮灰用,里面甚至还有妇女。打地主的土围子或许有用,一旦碰上官军的野战部队,这些人都是累赘。但是四队的王光恩、武大定,六队的高见、折增修等人依然以此为荣,觉得人多便是势力大。就连四队、六队内部也有人看不上他们,四队的吴汝义就多次对拓养坤说过,武大定这种烂人迟早会变成祸害,但是拓养坤、郭应聘二人对于部下也谈不上什么控制力,始终听之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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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姜家庄的补给,到白水县这一路上都不必再战斗了。李自成和王文耀率队绕过了洛川县城,赶奔白水。
尽管在姜家庄折损了很多人手,但是一些临阵倒戈的乡勇担心姜家人带着官兵来报复,愿意入伙,一路上又陆续有流民加入,所以抵达白水时,七队和八队的兵力不减反增,七队有了上千人,八队的兵力则接近两千。
李自成和王文耀在招兵时很小心,只要零散来投的流民,不收已经形成队伍的土匪,因为这些人很难与原来的兵马融为一体,会成为不稳定因素。这些人也同样不愿意加入李王二人的队伍,刚一见面就是活阎王王瑾虎着脸谈纪律,已经落草很久的人大多不肯受这样的约束,只有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,只要给一口饭吃,什么条件都能答应。
唯一的例外是绰号“虎焰斑”的辛思忠,他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小反王,带着一百多人前来投奔。辛思忠自称造反以来只杀过几个财主和胥吏满门,没祸害过穷人,并且表示愿意接受闯营纪律的管束。很多将领并不太相信他的说辞,但是李自成和王瑾信了,当即决定接纳他做管队,位次在谢君友和张礼之间。王瑾这么容易相信辛思忠,是因为知道他是那个平定青海土司叛乱,战死在抗清斗争中的大英雄,那李自成又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?可能是李自成慧眼识人,也可能是他太容易轻信了,王瑾严重怀疑是因为后者。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,李自成也相信了吴三桂、高第、姜瓖、唐通、董学礼、王体忠、郑四维、陈德、陈之龙、刘忠、宋权、左勷、郑嘉栋、马科、高汝利、武大定……
辛思忠带来了一个情报,他原本活动于白水以南的蒲城县,有四五百兵马,但是在那里他遭遇了一伙很强的乡勇,为首的是个叫王文昌的武举。这些乡勇非比寻常,能出动一两千人马来主动攻击农民军,辛思忠寡不敌众,兵马被打散了,这才跑到白水来。
洪承畴这个人刨去人品不谈,在能力上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,他敏锐地抓住了历朝历代镇压农民起义最有效的方式——地主团练。历史上李自成前期的失败与此有极大关系,洪承畴发动全陕的地主编练乡勇,修筑夯土寨墙,坚壁清野,断绝农民军的补给,使之处于处处挨打的境地。到崇祯十一年,这一体系彻底成型,所有的陕西农民军都遭受了重创甚至毁灭性打击。
但是,这个办法终究没能彻底战胜农民军,原因有二。第一,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实在太严重。地主家也没余粮,陕西地主们的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太强大的武装。而流民数量又太多,农民军很容易重整旗鼓。第二,则是政治层面的因素。
每当封建王朝后期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,总是会有大量的地主趁势而起。毕竟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,这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些地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阀或者与军阀合流,军阀们有的是原来政权的官员,有的是农民起义者转型而成的,最终,众多的军阀中将会诞生一个最强者,一统天下,再开始一个新的王朝。
然而在明朝末年,情况出了些变化。经过从秦到明一千八百多年的皇权统治,朝廷对官员的控制力愈发强化,虽然崇祯皇帝的缺点一箩筐,但是在和官员玩权力的游戏时,他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,而且提防自己手下的官员更甚于提防后金和农民军。袁崇焕杀毛文龙时,崇祯并无任何异议,无非是因为毛文龙孤悬海外,通洋贩海,崇祯深恐其成为明金之间的独立势力。后来此事又成了袁崇焕的罪名,那是因为崇祯担心袁崇焕会控制手下的武将,威胁皇权。尤其是祖大寿部哗变之后,袁崇焕、孙承宗都展现出了在关宁部队中的威望,所以袁崇焕被杀,以及大凌河之战后孙承宗遭罢斥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耿如杞被杀、梅之焕被罢,也是这件事的连锁反应,因为崇祯唯恐督抚大员借金兵入寇之机拥兵自重,挟制朝廷。杨鹤遭充军发配,也与有人弹劾他“市恩流寇”“养寇自重”不无关系。马上就要死的孙元化之所以会被崇祯视为眼中钉,是因为崇祯怀疑他和李九成、孔有德、耿仲明等人有私人关系,可能是一党。卢象升和孙传庭是最为崇祯卖命的,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崇祯就看他们不顺眼,死了连抚恤都不给。卢象升身为巡抚、总督,是主管军务的官员,却总想搞点经济建设挽救一下民生,本来只负责协调将领们的行动,他却去关心士兵的待遇。对于百姓和士兵来说,他是万家生佛,而对于崇祯来说,就要不由自主地怀疑卢象升的动机了。后来孙传庭提议要在关中、豫西一带屯田,更是犯了崇祯的大忌,总督主持屯田,就要有主管民政的权力,就会形成独立的财源,到那时,陕西、河南两省是姓朱还是姓孙呢?
洪承畴就和他们不同,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,所以他从不会做任何犯崇祯之忌的事。他表现得足够凶残,也足够忠诚。也正因为如此,虽然洪承畴也重视发展乡勇,但他自己却专注于协调麾下的武将这一总督的本职工作,严格按照规定将乡勇事务交由各地的州县官员和乡绅自行办理。所以,这些地主团练自然也不可能形成像晚清的湘军、淮军那样的庞然大物,更不能真正战胜农民军,大部分都只是守户之犬而已。纵然有的乡勇实力较强,也不过就是在本乡本土攻击小股的农民军,真碰上王嘉胤、高迎祥这样拥兵数万的大豪,他们根本不是对手,只能牵制拖延,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不过对于现阶段的张存孟、李自成等人来说,乡勇依然是个很大的威胁。张存孟部下六个队的人马已经陆续汇集到了白水县境内。看起来在行军过程中,各队的兵力都增加了。尤其是四队和六队,膨胀得十分厉害,都已经有了数千之众。这是因为他们扩军的手法与李自成、王文耀完全不同,不仅对所有来投的人一概不拒,而且在攻破村寨之后往往烧毁房屋,胁迫居民入伙。官军精锐部队出身的王文耀尤其鄙视这样的做法,这种抓壮丁抓来的兵只能当炮灰用,里面甚至还有妇女。打地主的土围子或许有用,一旦碰上官军的野战部队,这些人都是累赘。但是四队的王光恩、武大定,六队的高见、折增修等人依然以此为荣,觉得人多便是势力大。就连四队、六队内部也有人看不上他们,四队的吴汝义就多次对拓养坤说过,武大定这种烂人迟早会变成祸害,但是拓养坤、郭应聘二人对于部下也谈不上什么控制力,始终听之任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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